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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认为，中国的国民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目前新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也就是说，国民的改造是行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设民族国家的基础条件。“目前规制未全备，民智尚未大开，若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

达亦不可得，遑论二。故惟有并重，而无可偏歧

孙纲对蔡锷的看法表示了赞同。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因为他们受传统封建社会“教育”影响太久了的缘故，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安于一个消极的“臣民”

蔡锷指，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倡导“军国民主义”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现在中国面临着外国侵的现实威胁，则以“尚武”为目地的育神就应当被列为贯彻到国民教育当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凡各中小学堂各教科，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为了现对学生育的重视，国家应该重视各育运动会的举办。新式学校教育的特在于统一的学制，学生的健康应被纳标准化的规制中。“学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六钟”；“所定读经讲经钟，悉用中学堂例，每星期读经六钟，讲经三钟。”钟时间的运用“不但及于教育制度的结构化，同时也塑造着其中每一个教化的活动”学校教育系应当成为“我政府行国民神改造的一个最的动作”象对于政府当局已经采取的禁绝鸦片和禁止妇女束缠足的措施，还应该加大力度，不能只局限于城市，还应当到乡村。

蔡锷还认为，应该把“国家”塑造成为“国民”和神忠诚的唯一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希望通过国民、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来重振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使中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梁启超就和孙纲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可谓至哉斯言。

他毕竟是从后世穿越来的，关于这个“国民”的问题，他地知，即使是在后世，也并没有解决好。

其实俄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记不住是谁说的了“俄罗斯人喜受鞭策”！

作为一个穿越，孙纲知，国家观念淡薄的中国式“看客”曾经是鲁迅先生笔下讥讽的对象之一，也是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决心以文学的力量唤醒中国的民众的重要原因。

民得其安全达，又以国民而使国家得其安全达，此为国家政之目的。若偏重于国家，则必减少国民之幸福；若偏重于国民，又必摇动国家之本。究之一方之

在真正的“大同世界”现之前，这句话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而象一个币的正反两面，同样，一个的政权也不可能允许普通的民众享有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利。

这样的民众，极少能想到自己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和对国家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这局面的现与长期的统治有关，一位西方学针对中国人的这情况就曾尖锐的指“在政权的统治下是没有‘国’可言的”！

梁启超曾对孙纲说过，国家与国民或说国权与民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夫国何？积民而成也。国政何？民自治其事也。国何？民自其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了建设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更为积极的角“古之帝王以天下太平为政治之目的，今之君主掌国以国民达为政治之目的”

孙纲和蔡锷讨论后认为，对于现代的国民而言，比健康魄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健全的神，一个不有公共神、权利观念和国意识的人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国民，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在的情况，正好于“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如果忽视国民改造的问题，中国的各方面改革仍将陷倒退，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能由表及里”终将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