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那个黑色的清晨，李弥从西昌机场起飞去与他的部队汇合，但是失败的命运无情阻断了他的希望。这位国民党将军无法在大陆任何一处机场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飞往台湾。我从一万米高空鸟瞰大地，红土高原像一只制作粗糙的沙盘躺在我脚下，这只古老沙盘已经存在了亿万年，而我乘坐的飞机则像一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上匆匆划过。

我的采访是从原昆明军区离休干部李老开始的。1951年李老职务为军区作战参谋，参加过制定围歼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全部作战计划。

“…年初军区有情报，境外国民党残部可能对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窜犯。到三月下旬，敌情就陆续传来，逆（李）弥残部约有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将于近期分路窜犯国境。”李老是陕北人，虽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辈子，但是一口乡音未改，一如既往地把“李”说成“逆”“我”说成“额”

“4月，第一股敌人在南路出现，来势很凶，目标是勐连，景洪。额（我）们开始判断有误，注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个别部队领导犯了急躁主义，以为这是敌人主力，想立头功，没有等把他们完全放进来就冲上去，违背军区首长诱敌深入的指示精神。敌人本来就是佯攻，你一打，他头就缩回去，跟你玩‘敌进额（我）退’的游戏。直到4月下旬，敌人主力才真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临沧和思茅。当时分析，敌人还有没有更大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是一般性骚扰还是真的打算在云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战术目标？

“军区首长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敌人放进来，放深入一些。放长线钓大鱼嘛。额（我）们采取一些主动措施诱敌深入，希望敌人再向东前进，最好是临沧和凤庆，这样额（我）们就有把握关上门，把他们全歼，除去境外一个毒瘤。但是敌人很狡猾，始终不肯上当，相持两个月，敌人时进时退，逆（李）弥龟缩在耿马、双江一带，也搞发动群众那一套，当然是欺骗蒙蔽觉悟不高的群众。”

我问：“你们后来查清楚敌人意图了吗？”

李老笑着说：“反攻大陆呗。蒋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弥又不能违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额（我）们消灭，所以就来个消极怠工。”

我说：“从客观上讲，李弥反攻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李老沉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为防备国民党残部窜犯边疆，中央军委把原定入朝作战的第某某、某某军都留下来，这就是一种牵制作用。另外逆（李）弥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蒋残匪和反共势力纠集起来，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另一位离休老人彭荆风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他对过去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几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说起话来仍然带有江西老家口音，语气果断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连队当文化教员，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队伍，热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国民党窜犯大陆，云南边疆是重点地区，当时打了那场很有影响的耿马、双江战斗。我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后来接触了许多战斗英雄，又深入部队和临沧地区采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创作灵感，所以我一口气写出了两个电影剧本，还有一些别的作品。”

我问：“您认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吗？”

彭老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样认为。当时刚刚结束内战，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设家园，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国民党反攻大陆是一种不得民心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