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对主要嫌犯有多一层认识，才担任平民顾问的角色。”弗雷克伦缓缓地点了点头。“好吧。米尔顿要加入警方的调查工作，试着协助逮捕莎兰德。还有什么吗？”

“有啊，就米尔顿而言，你们的任务只需查明真相，如此而已。但我要知道这三个人是不是莎兰德射杀的，如果是的话，又是为什么。”“关于她的涉案有任何疑问吗？”贺斯壮问道。“警方掌握的间接证据对她非常不利，但我想知道这整件事有没有另外一面，例如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共犯，也许此人才是真正开枪的人，又或者有没有其他至今未知的情形。”

“在三尸命案中要找出可斟酌减刑的情形并不容易。”弗雷克伦说道：“如果我们要找的是这个，就得假设她有可能是清白的。可是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阿曼斯基说：“但你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支持警方，协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逮捕她。”

“预算呢？”弗雷克伦问道。

“未定。你们花了多少钱要随时让我知道，如果失控，就得结束案子。不过姑且假设至少会持续一星期，从今天开始算起。既然我是这里最了解莎兰德的人，你们应该把我列为访谈对象。”茉迪飞奔过走廊，冲进会议室时，同事们都刚刚入座。她走到包柏蓝斯基旁边坐下，就是他召集了调查小组所有成员开会，其中也包括初步调查的负责人。法斯特恼火地横了她一眼，然后开始作开场白。是他要求开会的。

他一直在深入调查这些年来社会福利部与莎兰德之间的冲突——他称之为“精神病患线索”也确实搜集到不少资料。法斯特清清喉咙之后，转向坐在他右手边的男人。

“这位是彼得·泰勒波利安医师，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医师。很感谢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协助调查，并告诉我们他对于莎兰德的了解。”

茉迪打量着泰勒波利安医师。此人身材短小，一头筹曲的棕发，戴一副金丝眼镜，还留着小山羊胡。穿着轻便，米色灯蕊绒夹克、牛仔裤和纽扣一路扣到脖子的淡蓝色条纹衬衫。他的五官分明，外表有些稚气。茉迪曾遇见过泰勒波利安医师几次，但从未与他交谈。她就读警校最后一学期时，医师曾经去发表过关于精神疾患的演说，还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到了精神病患者与年轻人的精神病态行为。另外她出席过一名连环强xx犯的审判，当时泰勒波利安医师以专家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出庭。这几年来，泰勒波利安医师参与过许多公开辩论，已是瑞典最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严词抨击精神病护理预算削减导致精神病院关门大吉的情形，因而成名。那些明显需要受照顾的人被丢到街头，注定要成为游民福利案例。自从外交部长安娜·林德①遇刺后，泰勒波利安医师一直是某政府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也提出了精神病护理预算日益减少的报告。

泰勒波利安一面向组员们点头致意，一面往自己的塑胶杯里倒矿泉水。

“我们得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他谨慎地开口说道：①安娜·林德（凡欢班L的dh，1957一2003)，于一九九八年至被刺身亡的二00三年间担任瑞典外交部部长，刺杀她的是一名精神病患。

“像这种情况，我实在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预言成真。”“你的预言？”包柏蓝斯基不解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