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行品位不威胁致品位的市场？

这份独立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日报每天刊的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文学奖似的。

，或者《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学、文化方面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如此丰厚扎实的副刊来？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的荣誉与威望。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合”

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十五位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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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年还得了德国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建筑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驻黎或南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作者”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的一分。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煎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现：严肃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儿像德国哲学，让人到灵魂里去而绝对笑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