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张君劢在武汉大学演讲，题目是“吾国思想界的寂寞”指摘当时思想界的沉寂麻木。他认为，政局虽，中国科学家却仍然应该有所建树，至少在思想上应该闪着火。他的说法上遭到反驳。一位科学家讥讽地说，如果国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篮、带了分证上街排队买米的话，结果可能和中国一样。“科学事业的造就和成功，是社会秩序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结果，和火车必须在轨上行走一样。”没有轨，火车何从？

即使换了欧洲人来作天文研究，改变了的不是中国的科学环境而是使欧洲人陷与中国人同样的境。思想与科学，仍旧为政治、为统治者、为习惯服务。

奇怪，难不知为什么？

1997年，又有一个华人得到诺贝尔理奖。得奖者调自己是土生土长国人，中国人则议论纷纷：他若在中国的环境中生长、求学，可不可能有此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总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异彩？为什么中国人对非功利实用的基础科学不兴趣？为什么为什么…？

在多明的时代，中国的钦天监其实用的都已经是欧洲传教士了。但是我们看见，再过六十年，当嘎尔尼率人来晋见乾隆时，乾隆的首席天文学家传教士可怜兮兮地哀求英国使团把英国历书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天文知识，而法国闹革命又断了后继的法国历书。天文学家面临着汤若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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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哲学的目的就是哲学。

仰望繁星万，人啊，怎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相对宇宙的无限；是对那宇宙的激动和探索使人的渺小无限。“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星空下脱而的天问，是知识的开始，可是，得为了天问而天问，才可能真正地认识星空吧，不是透过诗的学还是天文科学。

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称为“当代英国哲学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写过刻动人的克思评传，提倡过两自由的界定，对当代西方历史过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记得的，却是他与伊朗学者亚罕的一小段对话：

（原载1998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亚罕：那么哲学的目的呢？

多明的批评写在1735年。

顾前实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么新发现”此其一。中国的天文学家害怕发现新现象，因为天上任何新现象都有政治意义，可能招来杀之祸。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家却没有这顾虑，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此其二。如果有一个钦天监积极取，他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此其三。钦天监内外都缺少竞争，此其四。“要在中国发展科学，不光是需要一个皇帝，”多明写着“而是需要好几个皇帝鼓励搞研究和付之实践的人搞新发明。设立足够的基金…解除数学家们的衣之忧，使他们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会区分是疏忽还是作错误，还是原则错误的人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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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明到张君劢，这“社会秩序步和生活安定”的轨啊，磕磕碰碰了两百年，辗转到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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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这一问题本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误解…就如同你问我当今艺术的任务是什么，的作用是什么一样。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同样，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亚罕：你认为当今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