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帕丽·瓦赫达提动没过几天，我便运走了衣橱，除此之外，她回法国时什么也没拿，只有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速写本，纳比的信，还有她母亲妮拉的几首诗，这是纳比保留下来的。另外，她此行期间对我的惟一请求，就是安排她乘车，去一趟沙德格，好看一看她生的村，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异母弟弟伊克尔。

“帕丽。对。她人很好。”我说“很情。特别是对一个学者来说。”

“我尽量，妈妈。”我说。

“如果可以的话，回来过圣诞节吧。”她说“一月四号之前回来，哪一天都行。萨丽娅说那一天希腊有日。她从互联网上读来的。咱们一起看日。”

我希望玛达丽娜是一个人来的。我喜玛达丽娜。我们，我们四个，坐在我家大门外四四方方的小院里，她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着香烟，脸上的棱角掩映在我

“她叫什么来着？”妈妈现在问“帕丽什么的，对吗？”

我几乎能看到妈妈不相信地抿起了嘴。她是岛上人。她怀疑所有大陆人的动机，对他们明显的善意之举总是斜相看。我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为什么总有一天，只要得到机会，我非离开诺斯不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什么时候，只要听到别人这样讲话，我常常会陷失望。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上。我很吃惊，她还记得。我一辈都有觉，我对妈妈说的话她是听不见的，统统消失在太空里了，好像我们之间有静电扰，线路很差。有时我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就像现在这次，我觉她好像悄悄把听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对着另一块大陆上的空气说话，就算我能到我母亲在电话线另一的存在，就算我听得到她在我耳边息，也还是这觉。其他时间，我会给她讲一些我在医院的见闻——比如说，有个父亲抱来个血模糊的男孩，弹片嵌在他脸上，一只耳朵完全撕掉了，这是又一个受害者，他在错误的日和错误的时段，在错误的街上玩——毫无预兆地突然现一记大的敲击声，然后妈妈的声音突然远了，听不清了，忽忽低，脚步回响，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拖过来，我默不作声，一直等到她回来，她早晚会回来的，有儿上气不接下气，解释着：我跟她说过了，我站着好的。我说得很清楚。我说：“萨丽娅，我愿意站在窗前，看着下面的海，和科斯说话。”可是她说：“你会累着自己的，奥，你得坐下。”接下来的事我知，她要拖扶手椅了——那个大大的家伙，去年她给我买的——她要把它拖到窗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壮实。你没见过这椅，当然没有。就是，当然没有。然后她带着佯怒，叹一气，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可是到了这会儿，我已经心如麻，哪里还讲得下去。最终的效果是，她让我觉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谴责，不仅如此，她还让我觉自己活该受到这谴责，让我到内疚，因为心照不宣的过错，因为那些从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讲下去，在我自己听来，它也没什么劲了。它本比不上妈妈和萨丽娅的扶手椅大戏。

我和妈妈说过纳比的事，他是我亲密的朋友。对他的生平，她只知大概的情况。她知他在遗嘱中把喀布尔的房产留给了外甥女，在法国长大的帕丽。可我没和妈妈讲过妮拉·瓦赫达提，没讲过她丈夫中风后，她离家走，去了黎，也没说过纳比对苏莱曼几十年的照料。那段历史。太多去而复返重合。一如在朗读你自己的起诉书。

“她什么样？”妈妈问。

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电到了，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惧，在我内猛然迸发，升腾，盘绕。我瞪大了睛，我意识到了，却没办法控制，怎么也不能将目光从那块天蓝的面罩布上剥离，它有两副系带，拴在脑后，嘴的位置上横着开了条窄窄的。我一下就知了，不那面罩底下隐藏着什么，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正常的方向、节奏和秩序了，除非我亲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如此惊悚，而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许看到的。

六个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经专家给妈妈了诊断。是我持要她去看医生的，因为萨丽娅告诉我，妈妈总是颤搐，抓不住东西。萨丽娅带她去的。自从看过了那位神经专家，妈妈一直手脚不停。我从萨丽娅发给我的电邮件里得知了这些事。重新粉刷房，修补漏的地方，哄着萨丽娅帮她，在楼上打了个全新的橱，连房上破损的木瓦也想换掉，幸亏萨丽娅让她住了手。现在是鸽舍。我仿佛可以看见，妈妈把袖挽起，手拿锤，汗浃背，敲着钉，用砂纸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经系统赛跑，趁着还有时间，让每一条神经都尽其用。

短暂的停顿。“别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们还没给我绑上铁肺。”她大笑起来。这是她的老习惯了，面对霉运开个玩笑，科打诨，哪怕最轻微的自伤自怜，也要对自己加以鄙视。它还有一自相矛盾的效果，照我的测算，它既缩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

“数学家。”我说着，合上了笔记本电脑。雪又下起来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在黑暗中旋舞，轻轻撞着我的窗。

一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羞耻仍然淘洗着我，就像某辣辣、黏糊糊的。直到今天，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照片一样凝固着。玛达丽娜站在卧室的窗前，着烟，看着海。她着一副圆框镜，黄的镜片，一只手扶着，双脚叠。圆桶女帽放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上方有面镜，镜里是萨丽娅，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弯着腰，正在着什么，也许是在解鞋带，我看得她已经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着她放在床上。一丝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让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上的瓷杯叮当响，抖得玛达丽娜朝我扭过脸，抖得萨丽娅抬起了。我一下在镜中看到了她的脸。

狗把她咬了。妈妈告诉过我，警告过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萨丽娅的脸；狗把她的脸吃掉了。也许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字，来描述那天我在镜里看到的，但那个字绝对不是疤。

还有另一可能，这面罩的用途也许是为了将萨丽娅与我们隔离，让我们回避。最起码，在初次相见的时候，带着令人目眩的刺痛，这个目的达成了。

“谁？那法国女人。你房东的外甥女，黎来的教授。”

“她什么的来着，化学家？”

“谁？”

“鸽房得怎么样了？”我换了个话题问。

托盘离了我的手。瓷杯碎了，咖啡洒了，托盘咣当当从楼梯上落。这是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我匍匐着，在碎裂的瓷片上呕吐，玛达丽娜说着“哎哟哟，哎哟哟”妈妈跑上楼，叫喊着：“什么事了？你了什么，科斯？”

我记得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来，把我转了半圈，问我：“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我也记得她抬起睛，目光越过我的，然后就僵在那儿了。要说的话死死卡在她嘴里。她脸上一片空白，双手从我肩落。接着，我目睹了最不寻常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像我当场看见康斯坦丁国王穿着小丑的衣服现在我家门一样：那是一滴泪，涌了我母亲右的角。

这就像有天早晨醒来，发现一野兽在家里徘徊。我觉得哪儿都不安全。她在这儿，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拐角，无声地踱着步，悄悄地近，永远用一块手帕拭着脸颊，抹去嘴里不断的涎。我们的房空间狭小，逃开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饭的时间，到时候就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奇景：萨丽娅撩起面罩的底边，将一匙又一匙的送中。看到这一幕，听到这声音，我肚里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东西来声音很响，嚼到一半的老是答答的，啪的一声，掉到盘里，桌上，甚至地板上。任何，哪怕是汤，她都必须用来喝。平时就放在她母亲的手提袋里。她用嘬汤，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噜噜，而且总要把面罩脏，汤顺着下往下，到她脖上。第一次，我要求离席，妈妈严厉地瞪了我一。所以我就训练自己挪开目光，听而不闻，可这并不容易。有时我走厨房，她也在那儿，坐得笔直，玛达丽娜正在往她脸上抹药膏，预防肤发炎。我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倒数，算着日，妈妈说过，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只待四个星期。

“她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说“不收房租。”

帕丽·瓦赫达提和我在喀布尔的房里待了一个礼拜。她从黎一过来，我就领着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见这房，还要回溯到1955年，可是相当意外的是，她对这地方，对它的整布局有着鲜活的记忆，比如说，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两个台阶，她说她曾坐在这儿，在一束上午九十钟的光下读书。她很吃惊，因为和记忆中相比，这房实际上如此之小。我带她上楼时，她知哪一间曾经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是我的一位德国同事住在里面，他为世界粮计划署工作。我记得，她看到卧室角落那个矮矮的小衣橱时，一下屏住了呼，这是她童年时代所余不多的纪念。我记得它，纳比死前留给我的便条里写过。她蹲到它旁边，手指抚过裂的黄漆，抚过橱门上褪的长颈鹿和长尾猴。她朝我仰起脸的时候，我看到她里着少许的泪，然后她问我，非常腼腆和过意不去，问她可不可以把它运回黎。她提来由她钱，再买个新衣橱。这是她想从房里带走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对她说，我很兴为她效劳。

“快了。”我说。去年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说的也是快了。自从上一次回诺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我对妈妈讲起了帕丽·瓦赫达提最近的来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来的。她实在很可。文静，苗条，白发，长脖，脖两边各有一条蓝的静脉，亲切的微笑，大大的齿。她好像有儿脆弱，比实际年龄显老。严重的风关节炎。尤其是两只手的骨突起。功能还在，但那一天终将到来，她自己也知。这让我想到了妈妈，她将来也会有那一天。

“你什么时候回家？”妈妈问。

“我估摸，她一定会把这房卖掉。”妈妈说“现在房是她的了。”

“我得歇歇了。这事把我累得够呛。”

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待在楼上整理行李，妈妈了厨房准备晚餐，给鳎目鱼挂糊。她要我给玛达丽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③，我煮了，她又要我给她端上去，我也端了，还有一小盘帕斯特利④，放在托盘上。